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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四川商人刘文辉西康建设,边疆省份的经营(偏远地区的发展)

实用国学 2026年01月12日 14:13 1 止观行者
晚清至民国时期,四川商人刘文辉积极参与西康地区的开发建设,成为边疆治理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者,西康地处川藏交界,地理偏远、民族多元,战略地位重要,刘文辉通过推行交通建设、发展教育、整顿经济和加强军政管理,促进了当地现代化进程,强化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,本文围绕“边疆省份的经营”这一主题,探讨偏远地区在国家整合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,读者将了解地方实力派如何结合商业资源与政治抱负推动边疆建设,认识区域开发背后的复杂政经逻辑,以及边疆治理对中国整体发展的深远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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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李松弦,祖上三代都是川西弹古琴的,你别笑,我们家那张唐琴“寒泉漱玉”,据说还是苏东坡摸过的——真假我不敢打包票,但至少它在我爷爷那会儿就已经裂了七道冰纹,像极了我太奶奶脸上的皱纹。

我这双手,按得出《流水》里的千山万壑,也拨得动《广陵散》中的杀伐之气,可你猜怎么着?最近十年,我最常弹的曲子,不是什么名篇雅乐,而是……《康藏行路难》,我自己编的,五音不全,但每次在康定茶馆里一拨弦,底下老牧民就抹眼泪,说:“哎哟,这不就是咱们赶牦牛翻折多山那味儿嘛!”

说起这个,就得提一个人——刘文辉。

对,就是那个晚清四川的商人兼军阀,后来当上了西康省主席的大人物,你说他是不是官?是,是不是兵?也算,但我更愿意称他为“边疆基建狂魔”,一个把荒山野岭当自家后花园来装修的狠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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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听说刘文辉,是在1939年的一个雪夜,我在康定城外一间破庙避风,怀里抱着琴,嘴里啃着冻成石头的馍馍,庙门口进来个穿灰布长衫、脚蹬皮靴的中年人,胡子拉碴,眼神却亮得像狼,他瞅见我,咧嘴一笑:“小伙子,弹段琴吧,我给钱。”

我说:“大爷,我这琴声值不了几个铜板。”

他大手一挥:“值!比修条公路便宜多了,公路修完还得养,你这琴声一响,人心就暖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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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场愣住,后来才知道,这人就是刘文辉本人,他微服私访,专挑没人去的地方走,还美其名曰:“听民意,不如听山风。”

从那以后,我成了他的“文化顾问”——虽然没工资,但能蹭饭,还能跟着他跑遍西康十八县,他修路、办学、通电报、建医院,干得热火朝天,活脱脱一个边疆版的“愚公移山”,只不过,人家移的是山,他移的是穷根。

“西康这地方,”他常叼着烟斗说,“地图上看着小,踩上去才知道,一脚下去能陷半条命。”
可他就偏不信邪,1938年,他一声令下,炸山开路,硬是从雅安一路修到昌都,炸药不够?用黑火药凑,工人不够?自己带头扛石头,有次我亲眼看见他蹲在悬崖边上啃馒头,旁边是刚塌方的隧道口,他一边嚼一边说:“路不通,心就堵,心一堵,人就疯。”

我问他:“刘主席,您图啥?”
他眯眼望向雪山:“图这片地,不再被人当成‘化外之地’,图这儿的孩子,将来能坐汽车去成都看戏,而不是一辈子只认识牦牛和糌粑。”

这话听得我心头一震,我一个弹琴的,原以为天下大事与我无关,可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我的琴弦,也可以绷在时代的弓上。

我开始写《康藏行路难》,第一段是“凿石声”,用轮指模拟锤击岩壁的节奏;第二段叫“马帮谣”,滑音模仿牦牛铃铛的叮当;第三段最绝,叫“雪崩前夜”,整段泛音如风掠过秃岭,静得让人窒息——那是刘文辉手下一名工头牺牲前夜,整个工地鸦雀无声,只有雪粒打在帐篷上的沙沙声。

我第一次公开演奏这首曲子,是在康定新落成的小学礼堂,台下坐着刘文辉、几个藏族头人,还有几十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孩子,我刚弹完,一个小姑娘站起来,声音怯生生的:“叔叔,刚才那段……是不是像我爸挖路时哼的小调?”

全场寂静,刘文辉摘下帽子,擦了擦眼角,笑着说:“孩子,你爸没白干,这琴声,就是西康的心跳。”

你瞧,这就是刘文辉的厉害之处,他不光修路,还修心,他知道,要想让一个地方真正发展,光有水泥和电线不够,还得有歌声、有书声、有笑声。

他办学校,不逼牧民孩子穿汉服,反而请喇嘛教藏文,又请上海来的老师教算术,他说:“文化不是替换,是拼图,少一块,都不完整。”

他建医院,请西医,也保留藏医诊室,有个老医生曾怼他:“你们汉人就知道打针,我们靠草药治了千年!”
刘文辉哈哈大笑:“那正好,您治内,他们治外,咱来个‘内外夹攻’,病魔想跑都来不及!”

他还搞了个“流动文化站”——几辆改装卡车,装上发电机、留声机、图书和乐器,定期开进深山,我就是其中一员,我们放电影、教唱歌、演川剧,最逗的是,有次我弹《梅花三弄》,一群牦牛听得入神,领头那只居然跟着节奏摇头晃脑,差点把车顶拱翻了。

村民笑得直拍大腿:“李老师,您这琴是‘牛魔王进行曲’啊!”

可发展哪有这么轻松?刘文辉也碰过钉子,有次他想引进拖拉机耕地,结果机器一开动,藏民吓得跪地磕头,说这是“铁牛妖怪”,他没生气,反而让司机停下,请全村人吃饭,还亲手给村长敬酒:“您说得对,它是妖怪——专吃杂草、不啃青苗的善妖。”

一句话,化解了误会,后来那台拖拉机被供在村口,上面贴满哈达,成了“吉祥物”。

也不是所有人都买账,有些外地官员嘲笑他:“花那么多钱搞这种穷山沟,不如去上海买栋洋楼享福。”
刘文辉回得干脆:“上海的灯再亮,照不到西康的雪,可西康的路修好了,能通到每个人心里。”

现在回头想想,刘文辉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商人”或“军阀”,他是边疆的“织梦人”——用钢筋水泥当线,以教育医疗为梭,在一片被遗忘的土地上,织出了一张叫“希望”的网。

而我呢?一个只会拨弦的琴师,竟也成了这张网里的一根丝,我不再只弹古人的情愁,也开始记录今人的奋斗,我的琴,从“修身养性”的工具,变成了“时代留声机”。

去年冬天,我又去了当年那座破庙,庙还在,但已翻新,墙上挂着刘文辉的照片,下面写着一行字:“此地无银三百两,唯有初心不曾忘。”

我坐在门槛上,轻轻拨动琴弦,风穿过山谷,带着远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,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——所谓“偏远地区的发展”,从来不是简单地修几条路、盖几间房,它是让沉默的土地开口说话,让被遗忘的人群重新被听见。

就像我的琴声,虽微弱,却能在风里传很远。

临走时,庙里小和尚问我:“李先生,您明天还来吗?”
我笑了:“来啊,明天我教你们弹《康藏行路易》——路修好了,曲子也该改个名字了。”

他眨眨眼:“那……能加点电吉他吗?”
我差点一口茶喷出来:“你小子,比刘主席还敢想!”

但转念一想,也许真该试试,毕竟,时代在变,琴也要与时俱进,就像西康,曾经是地图边缘的空白,如今已是脉搏跳动的热土。

而刘文辉,那个啃着馒头指挥修路的男人,早已成了我琴谱里最重的一笔颤音——低沉,却不容忽视。

他让我知道,哪怕是最偏远的角落,只要有人肯点灯,黑暗也会退场。

而我的任务?继续弹下去,把那些修路人的号子、孩子们的朗读、牦牛的铃铛,统统揉进旋律里。

因为这不只是音乐,这是历史在轻声吟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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